韩凤楼故居

河南省著名古籍善本收藏家桌子:韩风楼游广东韶关

发布日期:2018-10-16   点击量:


河南省著名古籍善本收藏家桌子提供线索:

河南省荥阳爱国将军韩凤楼在1919年,与国内知名人士李曰垓、邓绍先、章士钊等人在广东省韶关禅宗祖庭南华寺游览,并在《重修御经阁碑记》的石碑上留下了四人的名字。

 


以下仅供参考:

转: 我上网捜了下:韩凤楼,大家都知道;李曰垓,人称云南一枝笔,父子皆为云南的发展做出贡献;邓绍先,当时名医,德术双馨;章士钊,大家也都知道。应是在老碑上做的题记。


转: 嗯 应该都是当时的名人。如果能确定他们在1955年去了广东韶关应该就对上了。


备注:1919年,公历平年,共365天,53周。农历己未年(羊年),闰七月,共384天。











李曰垓

李曰垓(1881年-1944年)字子畅(又作子鬯、梓畅),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人,中国民主革命家、学者,辛亥革命及护国战争元老。
本    名
李曰垓
字    号
子畅
所处时代
民国
出生时间
1881年
去世时间
1944年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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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经历

李曰垓7岁开蒙,9岁师从寸佐庭,11岁通读《资治通鉴》,14岁中秀才。1903年,李曰垓考入新开办的昆明云南高等学堂第1期,师从陈荣昌(时任云南高等学堂总教习兼全省学务处总参议)。李曰垓和同学罗佩金、赵伸等人为好友。他们组成了一个秘密小组,宣传时政。他们还从云南省外置办了《訄书》、《革命军》、《新湖南》等书刊,秘密传阅。李曰垓还曾向清廷上书,陈述滇缅边务,提出筹边意见。 [1] 
1904年,李曰垓自云南高等学堂毕业。经陈荣昌提名,云南巡抚林绍年向清廷呈报,李曰垓乃赴北京参加京师大学堂考试。1905年,李曰垓考入京师大学堂经济特科。1909年,自京师大学堂毕业后,被任命为总理永顺普镇沿边学务中书科中书。回云南时,李曰垓途经香港以及缅甸仰光,在仰光经黄兴、李德贤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接受了中国同盟会仰光支部策划起义之任务。返回云南后,李曰垓兴办教育,并宣传革命思想,任内共开办了128所“土民简易识字学塾”,学生共计3974人(分别来自26个民族)。
1910年末,云贵总督委任李曰垓为云南省第三中学堂监督。1911年,赴蒙自筹办云南省立第三模范中学。李曰垓随即以蒙自为据点,秘密策动民间武装及清军。在这里,他同临安(今建水)驻军首领、中国同盟会会员赵又新以及士绅朱朝瑛等人来往。

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李曰垓参与领导了辛亥滇南起义。11月1日,李曰垓、朱朝瑛、第75标教官赵又新等在临安以赵又新所在的第75标为主,发动军政人员,于当天晚间策划临安起义,11月12日晨占领临安。后来,革命军击退了蒙自关道龚心湛的进攻。11月16日,蔡锷派罗佩金率部自云南省城昆明来到蒙自,同朱朝瑛、赵复祥、李曰垓等人共同安定局面,滇南光复。
李曰垓和夫人李曰垓和夫人
1911年11月3日,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任都督,李根源任军政部长,李曰垓任军政部次长。1912年5月,李曰垓改任民政司司长。
中华民国初年,大总统袁世凯拟派西藏宣慰使,命各省推荐人选。云南都督蔡锷、民政长罗佩金联名发电报称:“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午密五月巧号敬电,敬悉派员入藏宣慰关系边局甚锯,允宜慎选其人,兹查有现任滇南观察使李曰垓,学识闳通,经验尤富,自光复以来历任军政部次长、民政司长等职,处常临变悉协机宜,堪以胜任宣慰使之职,请查核任命”,“并由中央电知达赖”。中央政府照准,任命李曰垓为西藏宣慰使,但因经费及其他原因而未履任。
此时,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李曰垓兼任司法司司长。1914年5月,北京政府颁布《省官制》,将各省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唐继尧借《省官制》调整任职之机,将李曰垓改任云南垦务总办。

护国战争

1915年,袁世凯逐步抓紧称帝。曾任云南军都督府民政司长兼司法司长的李曰垓对此强烈反对。当时,云南军界及政界的反袁世凯人士秘密组织了多个小组,分别谋划反袁,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李曰垓同原来同为中国同盟会会员的黄毓成、赵复祥在一个小组内讨论。罗佩金、顾品珍、邓泰中、杨蓁、董鸿勋、吕志伊等人在其他组讨论。李文汉、田钟谷、金汉鼎等人则每周日赴景虹街的杜韩甫家中讨论。1915年8月间,筹安会成立的消息传至云南,遭到云南舆论公开反对,特别是《觉报》明确反对帝制。同时,军界人士也秘密筹备武装讨袁。
起初,云南将军唐继尧持观望态度,后迫于形势,宣布在10月下旬于昆明五华山都督府所在地召开会议,即所谓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的“国体投票”。与会者很多,袁世凯派驻滇代表李南彬到会。会议开始后,唐继尧请大家发言,李曰垓发言称:“赞成共和赞成帝制,三言两语即可决定,时至今日,无复讨论余地,请付表决。”大家表决一致赞成共和。会后,李曰垓、罗佩金、顾品珍、吕天民、董鸿勋等谈话,才知道各自都有秘密小组。他们综合了各秘密小组的意见,由步兵团长董鸿勋会见唐继尧,声称如不立即讨袁,则“先解决云南局面”。唐继尧于10月底同意举行反袁起义。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起义,发出“通告全国宣布独立请同申义举之有电”,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开始了护国战争。云南护国起义前后,所发通告多由李曰垓撰写。此次行动中使用的“护国”二字,就是由李曰垓拟定、蔡锷批准使用的。云南宣告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人请李曰垓出任民政长,李曰垓则要求从军。护国军总司令部成立后,蔡锷任护国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曰垓任秘书长,随军赴四川作战。1917年,唐继尧任滇川黔靖国军总司令,李曰垓任参赞,随军入四川。

离开云南

蔡锷因喉疾而赴日本治疗后,李曰垓同唐继尧因政见不合而决裂,李曰垓流亡香港、上海、苏州,共六、七年。其间,李曰垓曾在苏州同章太炎研究国学
1919年,李曰垓作为广州护法军政府代表,同北京政府议和,但因段祺瑞阻挠,议和未果。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李曰垓任大元帅府驻香港代表,负责同各个地方实力派进行联系,以支援孙中山领导的北伐

滇西殖边

1928年,李曰垓在经过大病之后的恢复中,自上海回到昆明。此后,他对唐继尧当政时对护国战争的不实宣传进行了澄清。
1929年,李曰垓出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在腾冲设置督办公署,统辖滇西大部地区。李曰垓任该职近10年,任内大力修筑公路、开发矿产、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勘定边界。1930年,李曰垓写出《滇缅界务说略并图》一书。
1931年,腾冲缅箐乡有近10万亩荒地,因缺水而荒芜,李曰垓召乡绅出资成立了利生垦务公司,准备从魁甸乡引河水到缅箐乡用于灌溉。在缅箐乡与魁甸乡之间,有一座小山,需要开挖隧道。工程经过5年,终因资金匮乏而终止。李曰垓受到很大打击。
1944年,李曰垓逝世。

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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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李德润
  夫人:寸宽福
李曰垓有四子一女
长子:李生庄
  次子:李生萱(艾思奇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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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垓-云南保山历史文化名人,20世纪之初,滇中不乏一时才俊:或文行天下,或武夺坚城,各有建树。但切实称得上文武兼备的“通才”却不多见,李曰垓算是个例外。 [2] 
李曰垓虽身居要职,却不失文人本色,且愤世嫉俗,眼里容不得沙子,故为诗为文,俱有一股凛然气。袁世凯窃国,蔡锷首义护国,李日垓出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笔走龙蛇,挥笔写下《讨袁檄文》。此檄义正辞严,文采飞扬,一经发表便为海内所传颂。文章耆宿章太炎目诵之后,推崇备至,遂称他为“天南一枝笔”。

人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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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之中是容不得太多的“书生”气的,李曰垓的一身正气、文气很容易招嫌惹怒。唐继尧窃取云南军政大权后,便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曰垓被迫亡命苏州、上海、香港等地,愤然赋《亡命》诗日:
望门投止中年梦,负弩前驱故国秋。一事也堪开口笑,横尸堆里我独留。
“九·一八”事变后,李曰垓任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韬略”大为不满:“纷纷主义了无功,大难临头尚口穷……此事未知谁了得,安攘作计尚匆匆。”(《感事》)可谓词锋凌厉,入木三分。日军占领秦皇岛,李曰垓痛心疾首,长歌当哭:
矗矗丰碑碣石高,祖龙毕竟是人豪。前知倘更逢山鬼,一岛羞将国号标!
无奈虽为官身却有志难伸,竟尔忧愤成疾,遂于1939年卸职为民,养疴于昆明居所“天地一庵”,读史著文,数年后逝世。遗作有《漫汗录》、《文牍篇》、《天地一庵诗抄》及《滇缅界务说略并图》等。
“曾经作色犯大帅;还是昂藏一丈夫。”这是章太炎先生书赠李日垓的赞誉联,他当之无愧。

主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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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垓先生一生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的著述颇多,有《天地一庵诗文抄》5卷、《客问》、《漫汗录》、《文牍篇》、《滇缅界务说略并图》等。他的诗文《双桥行》至今仍镌刻在石头山中,不亏为护树名篇。
参考资料


邓绍先

 

 
邓绍先(1898~1971),名续成,男,四川省华阳县(今双流县境内)人。
 
中文名
邓绍先
别    名
续成
出生日期
1898
逝世日期
1971



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仰慕新学,崇尚科学,遂立志以科学救国。1916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专攻化学。1919年毕业,任四川实业制革厂技师。1926~1929年,先后辗转于四川南溪、温江,崇庆等地的实业所和技术学校工作。1929年任峨眉县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理化教员。因自幼体弱,早在工业学校学习之时,便开始自学中医。后来,又受到长亲谢勋吾老中医的指导,学习兴趣日隆。后因其次子患惊风为医所误,促使他下定了以医为业的决心。30年代初,开始在成都市中西顺城街、玉泉街行医,医名日盛。1936年,四川国医学院创办,先后担任教员、教务长、副院长等职。建国后,曾担任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部内科特约医师和四川省成都中医进修学校教师。1956年9月,成都中医学院成立,被调入学院任副教务处长,并讲授《伤寒论》。长期坚持《伤寒论》的研究和教学,是全国著名的《伤寒论》专家,故有“邓伤寒”的美誉。曾先后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



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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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 [1]  )。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同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为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 人物关系
  • 纠错
    
中文名
章士钊
别    名
章行严、黄中黄、青桐、秋桐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南省善化县
出生日期
1881年3月20日
逝世日期
1973年7月1日
职    业
教育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
东京正则学校,阿伯丁大学
主要成就
将逻辑学传入中国
代表作品
《征聘农业专家特告》
创办报刊
《民吁日报》

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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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期

1881年,章士钊生于湖南善化县。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英国留学时的章士钊英国留学时的章士钊
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1]  。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
章士钊珍贵照片集
 
 
 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1]  。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1] 

留学时期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 [1]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7年,赴英留学 [1]  。
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阿伯丁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
章士钊章士钊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离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 [1]  。章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1-2] 

任职时期

1914年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3]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 [1]  。1917年11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章士钊雕像章士钊雕像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4]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1]  。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 [1]  。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
毛泽东与章士钊毛泽东与章士钊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岑任总裁,章出任秘书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2] 

解放时期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1-2]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2年,他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1-2] 

思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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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立国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
章士钊作品章士钊作品
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5] 
因为言论不被国民党所采纳,他便挂冠而去;但他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逃亡日本,有了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他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6]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5]  [7] 

以农立国

他提出“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5]  [7] 

回归传统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
章士钊书法作品
 
 
 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5] 
与此同时,章利用《甲寅》周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仍然我行我素。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改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5]  [7] 

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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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吴弱男

章士钊24岁时,结识了19岁的吴弱男。4年后,于1909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为夫妻,第二年
章士钊与吴弱男夫人及三个儿子章士钊与吴弱男夫人及三个儿子
29岁时有了大儿子章可。在章士钊的妻妾中,只有前妻吴弱男留下子嗣,章可、章用、章因。

纳奚翠贞

1919年,章士钊在上海时,经黄金荣介绍结识了一个青楼女子(一说是黄的
章士钊老人与外孙女妞章士钊老人与外孙女妞
干女儿)奚翠贞,瞒着吴弱男暗中交往,1924年后,公开与奚同住。吴弱男是早期革命的新式女子,容不得章纳妾,吵闹之后于1929年断然分居(时年她42岁,章48岁),携三个儿子(二儿子是季羡林同学,二三子都在抗战时去世,没有成家)去往欧洲。
章士钊在上海当律师时接了一笔官司,一个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女营业员和一个早有婚配的大家公子生了一个女儿,其父要儿子与其断绝关系。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是将女儿抱养过来。这个孩子当时8个月大,后来章士钊为其取名章含之 [8] 

纳殷德珍

1941年章士钊结识了杜月笙推荐的一个戏子,就又纳了一个26
章士钊与养女章含之合影章士钊与养女章含之合影
岁的小妾——三夫人殷德珍,也无生育,后收养一女章眉。1945年秋天回上海,章士钊另买了房子,与殷夫人同住。奚夫人就颇受冷落了。章含之的回忆也是见父亲的时候不多,也没什么感情。1949年,68岁的章士钊老人到了北京和谈,期间和殷夫人取道香港(殷从此被留在香港),后转投毛泽东,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11月的时候,把奚夫人、大儿子章可和14岁的章含之都接到了北京。 [9]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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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充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胡适
而别张一军,翘然特起于民国纪元之后,独章士钊之逻辑文学,胡适之白话文学耳。——钱基博

后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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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故居51号宅院
北京章士钊故居
 
 
 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钊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住宅。
该宅原为三进四合院,章士钊一家住前两院,将第三进院落分出去,由北面内务部街另辟门。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广亮大门一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一进院大门西侧有倒座房五间,硬山顶合瓦皮条脊屋面,北房为三开间的过厅,后出廊,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带有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连各房。院内四隅种有海棠、苹果等果木,优美宜人。正房内的木装修颇为精美,北面抱厦部分的隔扇由两座八方屏门组成,其顶部为一个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书橱由西面次间内的一架楼梯上去。室内还有一槽碧纱橱。
章士钊去世后,该宅由其女章含之及女婿乔冠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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